(1884——1955)
释守培俗姓陈，出家后法名印光，字守塔，别号敏道。他是江苏泰县人，清光绪十年(1884年)出生。
守培父名陈学贵，母亲韩氏，在农村中耕作为主，生活十分艰苦。守培生未久，父母相继去世，他依赖兄嫂生活。家贫无力入塾读书，就帮兄牧牛割草。10岁那年，到邻村姑母家吊丧，见僧侣作佛事，经声梵呗，心有爱好，僧侣在有三乘法师者，对守培友善，守培因求三乘带他出家。三乘征得其兄同意，带他到庵中为之剃度，并送他入私塾读书，同时也在庵中读佛经，习唱诵。
他13岁时，三乘法师往焦山参学，他一人在庵中独守门户，前后数年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，三乘法师于参学中回庵，带他到焦山，从普净和尚受具戒。受戒后，仍回泰县庵中守门户。光绪三十年(1904年)，年21岁，复往焦山，听通智法师讲《弥陀疏钞》。听讲二日，不解经中义理，郁郁而归，深感不解佛法，愧为出家人，在庵中发愤阅经。光绪末年，到镇江金山寺，从青权禅师参禅，历时3载。
宣统三年(1911年)，年28岁，到镇江超岸寺，协助圆觉老和尚弘传戒法，受到圆觉的赏识，授以记莂。继之，即朝礼五台山、峨眉山参访耆宿，又行脚到长安，在卧龙寺挂单。是年中秋节前，武昌起义，西安风声亦紧，他偕同道侣二人，入终南山西河滩茅蓬修静。1912年，他行脚四川成都，朝礼宝光、文殊各大寺院，再登峨眉，直登山项。然后由重庆乘轮顺江而下，返抵镇江，回到超岸寺，出任监院。1913年，他请普照法师到超岸寺讲《盂兰盆经》。1914年，请霞山法师讲《金刚经》。1915年，传戒，戒期后圆觉老和尚退居，他继任超岸寺住持。
此后数年，他朝礼普陀山及宁波阿育王寺，礼佛舍利塔，听兴慈法师讲《弥陀疏钞》。此次再听，对经中要义，均能理解，了解于心，与10年前初听时迥然不同。1921年，他在超岸寺传戒，戒期圆满后退居，闭关自修。并于此时开始撰述《金刚经研究》，表诸法实相，正空宗名称。
1923年，应镇江定福寺之请，讲《金刚经》及如来应化事迹。这时，国内政局南北对峙，革命风潮弥漫全国，而佛教则益衰微。守培考虑要想振兴佛教，首先要提高僧侣素质，培植弘法才人，于是在1925年创办玉山佛学社，招收青年学僧，延聘名师，讲授佛学及儒家四书诸子之学。这是民国以来镇江最早创办的僧教育机构，造就了不少人才，直到1937年抗战军兴，始因战争影响而停办。
1928年，他应苏州西园戒幢寺之请，讲《维摩诘经》。1930年，讲《大乘起信论妙心疏》。1932年著《佛教本来面目》，1933年著《唯识论新旧二译不同之意见》。1934年，在超岸寺讲《金刚经》，作《唯识三十论释》。1935年，在镇江太平寺讲《阿弥陀经》，并作《瑜伽真宗义品略解》。1937年，参加宝华山“仁王护国般若讲经法会”。是年抗日八年战争爆发，冬12月，镇江沦陷，超岸寺的佛学社停办，寺众星散。守培不忍放弃千年常住，独自留守。
翌年，他的剃度师三乘上人在泰县示寂，他返回故里，为师治丧，守灵3年，以报三乘对他的培育之恩。1941年，他守制期满，葬师灵骨，建塔完毕，又返回超岸寺。此后他往于镇江、上海之间，常在上海玉佛寺、居士林及庄严寺等处宣讲经论，法缘极盛。当时，社会上把印光、兴慈、守培合称为三大师，可见其道誉之隆。1943年，他60岁，弟子震华法师任上海玉佛寺住持，为他出了一分祝寿特刊，对他赞仰备至。宣统末年，为争取设立僧学堂而大闹金山寺的仁山法师，曾为守培写《祝寿诗》五言古诗一首，诗文是：
钦哉守培翁，僧中之大雄，金山力参学，超岸随弘宗。
开办佛学院，学者从如风，诸方阐教化，德重望亦隆。
著书而立说，理精辞且丰，发人所未发，决不苟雷同。
未世为指南，长夜作洪钟，我佩其卓识，人惮其辞锋。
愿师永住世，警聩而振聋，不由斯英俊，谁称象与龙?
今秋年六十，俚句祝我公，福寿绵绵永，等佛无有终。
此后10余年，他多在上海弘化。他讲经撰述如旧。1955年舍报往生，世寿72，僧腊63。
他遗留的著作，有《大乘起信妙心疏》、《楞严经妙心疏》、《唯识三十论释》、《唯识论新旧两译不同之意见》、《瑜伽真宗义品略解》、《不与万法为侣之禅宗论》。此外，还有一篇颇具争议性的论文：《新八识规矩颂》。
